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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科大现象”的文化思考

来源:ub8优游登录注册5.0    发布时间:2024-07-13 19:38:09 人气:1

  从去年下半年以来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展了“科大精神”的大讨论。许多老师、同学,离退休的老领导、老教师,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活动。通过论坛、报告、座谈会、写文章等多种形式,发表自己的见解、建议,活动进展得很好。不少老师、同学对我说,感到很有收获,对学校发展很必要。

  为什么这么讲呢?各位明白,本届党、政班子是2003年夏天组建的。当时,经过调研,我们得到一个看法,就是这届领导班子有几件事是必须抓好、抓实的。一是班子建设。校、院、系各级班子应该是团结的、有活力的领导集体,特别是校一级,更关键。我们先从决策的民主化、规范化角度加强了制度体系的建设,为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打一个好的制度基础。二是战略和规划。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下,这么大一个学校,不能没有明晰的发展的策略和规划。所以,在学校管理机构改革时,在简并了不少处室的同时,却新增了一个发展规划室。工作部署中,重点先抓了院部省三方共建、所系结合、制定中长期规划、争取微尺度国家实验室、985项目等几件涉及战略发展的大事。三是推进改革,加强制度和管理创新。通过机构调整、人事改革、薪酬激励体系建设等,理顺关系,调动大家积极性。四是要加强师资人才的引进和培养。五是要格外的重视教育、教学,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。六是关系民生的基本建设。要努力改善教职工的工作、生活条件。我想,我们这届如果再不能改善一下大家的居住条件,建起“科大花园”,那就太对不住大家!七是要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。科大是很有文化积淀的,但梳理、提炼不够。譬如,什么是科大的校训、精神?理解不一,莫衷一是。近年来,连校徽Logo都两个同时并用,这在大学里是很少见的。

  其二,文化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发展,实在太重要了。对于一个大学的持续发展,尤其要紧!大家都知道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柯尔的那个著名统计:1520年前建立的85个社会组织,“至今还以同样的方式、使用同样的名字、做着同样的事情”的,其中,70个是大学,剩下的是宗教组织。不过,这里我们还该追问一个“为何会如此?”的问题。我想,其基本原因是不是与作为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的大学,本质上却具有文化属性有关?!文化是大学的精魂,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,是培养人才的必须环境,也是大学的特种名片。因此,从长远发展、提升科大核心竞争力的角度,我们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和推动,是责无旁贷的。

  其三,正是时机。我们科大是1958年创建的,过不久,就到50周年了。虽然同北大、复旦这些百岁大学相比,我们还相对年轻,但科大的这半个世纪,艰苦卓绝、不同凡响,值得科大自己,甚至国人共同认真回望总结一番,定能获得不少财富和启迪的。因此,早在去年暑期召开的校务会上,我提议:我们也要像北大、交大、复旦等一样,提前三年就着手筹备校庆。目的不是为了在2008年开好一个庆祝会,而是以这个筹备过程为载体,调动所有科大人,包括海内外广大校友们的热情和积极性,梳理历史,提炼精神,共识理念,奋进一流。这个提议大家都很赞同。因此,从2004年下半年我们就启动了校庆的筹备工作,并以组织这场“科大精神”的大讨论作为开场锣鼓。

  刚才,我说到,这场大讨论进行得很好。或许你们会问:好在哪里呢?总结出个什么统一的说法没有?我说:还没有。到目前为止,什么是“科大精神”,仍然见仁见智,并无确切定论。我认为好的标准,不在于现在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,而在于过程。大家重视,热情参加,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,这就是好。这既是文化自身的特征,也符合科大的特点。至于所谓的统一说法,到时候自会水到渠成的。

  在前一段的讨论中,我注意到,有的老师用到了一个新词,叫“科大现象”。他用这个词概括科大近50年办学过程中的成就和特色。我听了很受启发。今天,也沿着这个思路,再作一些思考。

  说“某某现象”,这大概是社会学家探讨的对象,媒体上常见有人用这个词。我想,什么样的事情能成为“某某现象”,总得具备一定要素。譬如,客观性。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经得起实证;又如,特异性。这件事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,有自己的特色、特长,否则何能冠以“某某现象”之名呢?还有一点,是深刻性。这些客观事实、表观现象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,其后有值得探究的深层客观规律在起作用,把这些总结、发展出来,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

  从这个认识逻辑出发,我们也来分析一下“科大现象”。真存在一种“科大现象”吗?它有哪些表象,有哪些特征呢?

  先看看它的出生和成长过程。科大是1958年9月建校的。可是第二年就在全国的16所重点大学名单中,排行第4位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创办一所大学,不同于办一家公司。一个工厂,有了厂房,装配好了生产线,按照一流的规程和工艺,很快就能出一流产品。大学则不行!没那么快,除非有什么特别奥秘。科大在北京办了12年后,在特殊年代搬迁到了合肥。这里办学的经济、信息等条件当然不如北京、上海,尤其是上世纪70、80年代,更是艰苦得不行。按一般思维,科大肯定会风光不再,要步入二流、三流队伍了。但是,它不仅没有沉沦,反而在科学的春天里大放异彩,进入新世纪后,再以奇峰秀色饮誉我国高校之林。这些,我看应算“科大现象”之一。

  现象之二,是科大毕业生的成才率高。从1963年有首届毕业生算起,科大的毕业生总数大约是3.3万人,不算多。但在这个规模不大的队伍中,40多年来,涌现出了一批科技成功人士,如30多位两院院士,正好千分之一;如年轻的科技企业家邓中翰、张亚勤、刘庆峰等;如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多位将军,等等。她的确可以可以称为“科技英才的摇篮”。

  现象之三,是经费投入不多,但原创性的科技成果不断,说不定何时就在哪个实验室“冒”出一个来。2003年,学校总经费才4亿多,近几年增幅大一些,到2005年也只有7亿多,相比当今国内许多高校,确实比较寒碜。不过,说到科研产出就是另一回事。近年来,在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中,唯有科大连续3年榜上有名。其中,量子调控方向的工作被国际物理学界评为年度重大成果,这是中国科学家极少有的荣誉。现在教授、研究生们在《Nature》、《Science》上发表了文章,已不是什么新闻,每个学年都有不少篇高档次的文章发表。

  以上仅列出三个“现象”。实际上,细细梳理、观察一下,远不止这些。但今天我主要想说的,不是详尽地总结现象和事实,而是想发掘一下深藏于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。

  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,总有着本质性的因素在起作用。要想寻找这些现象的规律性,可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、去探索。比如,经济的、政治的、哲学的、文化的,等等,视角不同,答案不尽一样,即所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不过,都能窥到一些本质。分析大学的有关现象,自然可以从教育学、经济学去观察,但我以为,文化视角的考察,对大学来讲,似乎是更重要一些。曾经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:“真正的价值在后台”,我赞同这一观点。

  那么,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呢?有一种意见认为,要丰富大学的文化,必须多一些琴棋书画、歌舞陶艺,因此,一所大学,特别是理工科大学,要建博物馆、工艺馆,多办舞会或书画展览等。这种意见有道理,我赞同。理工科学校尤其要注重这方面建设。但是,我并不认为,有了这些,就等同于“有文化”了。书、画、戏曲、陶艺等都是文化的表达形式,是知识层面的文化形态。大学的文化建构不能到这个层面就止住,更重要的是积淀起共同的理念,形成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。

  大学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。它是大文化概念中的一类,属于一种亚文化形态。通常,组织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,也有人分为四个层面。最外部层面称为器物层,它是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。比如,我们学校的那个老校门,许多校友都十分惦念。为什么?虽然外表上、物质组成上,与别的大门也没多大差别,但它的一砖一木,以及那棵常青的古藤,守望着科大南迁后的变化,浸润着科大人的深深情怀。校园里一棵树、一条路也是这样,它孕育独特的风韵、风格,不同于一般的树木或道路,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,已经有“魂”了。中间层面就是制度层,有人把它又细分为两层:制度层和行为层。比如,规范,制度,章程;又比如,我们学生的言谈举止,他们穿衣戴帽,他们对考试的态度,他们的交往方式,都体现着科大人的一些共同点。组织文化最核心层面的内涵是基本理念和价值观,也叫精神文化。它是这个组织的灵魂,渗透、浸润到一切方面。可以说,器物层、制度层是精神文化在物质与制度层面的符号或载体,而精神文化集中体现着器物和制度文化的精髓。今天,我在这里说的“文化思考”,着重讲的就是精神理念这个核心层面的文化。

  文化一旦形成,对学校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。它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,以柔性的力量发挥出巨大的、坚韧的作用,产生凝聚力、归属感。人生几十年,有些事如过眼烟云,留不下记忆。然而,有些事却伴随你终生,挥之也不去的。比如:生你养你的人,你出生的国家,你的故土,等等。就是说,母亲、祖国、故乡,这些都是永远都不可能忘却的。同样,大学,这个人生最宝贵的度过青春时期的场所,也是永远都不可能淡忘的。几十年后,无论在世界的啥地方,彼此相见一问,听说是一个学校毕业的,感情马上就亲近了,缩短了距离。“母校”这个词取得很好,很神圣!同学们受到同种文化的滋养,彼此认同,有强烈的归属感。

  此外,大学文化也具有识别功能,它体现各校的特质、特性。这个学校的成员在思考问题时的方式、思路,往往不同于别的学校,举手投足方式也不同。所以,可以说,大学文化也是一所大学的名片。上世纪30年代,哥本哈根学派的人参加学术会议,不用通报姓名,开口发言,人家就知道,“啊,这是玻尔的学生!”前不久,《生活周刊》有篇报道,是采访上海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。其中,记者问:“你们的学生与其他有什么不同?”他说:“不同点很多,走在大街上,我能分出哪些是我们的,哪些不是。”虽然这个说法未免绝对化了一点,但从文化上来说,还是有道理、说得过去的。

  世上有很多东西,成长发展非常迅速,但是,有些东西,却很慢,是个温火慢炖的过程,欲速则不达。文化这东西,就属于此类。形成起来,需要较漫长的过程,不是一天、两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,急不得。急也无济于事,这是规律。当然,它一旦形成了,要想改变它,也不那么容易。所以,你们看,经济上可以有暴发户,但文化上没有,不大可能。而今,社会上某些人有了钱,想儒雅,花大钱买了许多书,汗牛充栋。但真的就有文化了吗?不见得!文化需要长期积淀,甚至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。

  为了分析探寻“科大现象”的文化背景,前几天,我专门借来了学校历年的校刊。从建校开始的“创刊号”起,到最近的,一共几大摞,都借了出来。一期期地浏览,挺有意思的。校刊登载着当期的事件、人物、故事,客观地记录着学校发展的历史。这些故事像一颗颗珍珠,串起来,亮闪闪的。文化就是由这串起来的、珍珠链般的故事构成的。珍珠项链是要用线来串的。散布在科大历史上的颗颗珍珠,我试图从文化的角度,用五条线串起来。这五条线分别是:强国情结、创新精神、自强品格、民主传统和务实作风。

  翻阅40多年的校刊,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:科大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命运与共,息息相关。校刊创刊号是1958年9月27日出版的,当时叫《中大校刊》。这一期,有聂帅和郭老的讲话。许多同学都听说过关于筹建科大的历史背景和过程。1958年,正是国家“向现代科学进军”、实施“十二年科技规划”、落实“四大紧急措施”(计算机、半导体、原子能、喷气技术)、开始研制“两弹一星”的时期。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、副所长郭永怀等在研讨力学所发展战略的时候,感觉特别需要青年尖端科学技术人才,于是向科学院建议成立一所新型的学院。这是1958年4月份。院党组很重视。同时又觉得不仅缺现代力学人才,其他高技术领域同样都十分缺人才。于是,5月9日立即向中央打报告,建议依托科学院研究所的力量,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,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周恩来、都表示支持,6月2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,做出正式决定。小平同志亲批:“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,决定成立这所大学。”经过两、三个月的紧张筹备,9月2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,顺利开学。

  在借用的政治学院礼堂里,开幕式上聂帅和郭老都作了讲话,聂帅说:“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,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,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,创办一种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。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,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急需的、薄弱的、新兴的科学领域,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。中国科大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。”

  从上可见,创建科大的Founder(创建者)们不是开国元勋,就是科学大师!他们想建的不是一个普通大学,而是对强国使命的承诺,也是他们强国情结的寄托。中国科大的确诞生于国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之中!没有国家那样的需求,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科大。在全国一、两千所大学中,有这种创建背景的名牌大学,即使不是唯一的,也肯定为数不多。

  1963年,科大有了第一届毕业生。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应邀到校讲话。陈毅元帅以自己特有的风格讲道:“我是搞外交的,你们搞科学。外交和科学这是两个行当,你们是我的后台。但是我的这个后台还不硬。我在跟西方打交道时,底气不硬。虽然我是外长,还是国务院副总理,可人家不把我当回事,人穷气短嘛!如果我们手上有了、卫星,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你们为国家造出了这么多东西,我就不怕它们了!”陈帅的一席话,说明我们的国家领导、革命前辈是多么器重科大,寄予多重的厚望!而科大的学子,听到如此急切的期盼和硬朗的要求,能不热血沸腾,忘我学习和工作吗?

  我们的严济慈老校长,在80年代初已八十高龄的时候,才实现了他的宿愿,加入了中国。当时,有人问他两个问题:一是怎么回事要要求入党?二是到了80年代,党的威信降低了,你干嘛还要加入?他认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,并写成短文,题目叫《理想、信念、决心》,随后发表在第78期校刊上。他说:“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,梦寐以求的追求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,无论当年在法国,还是今天所干的,就是为这个。的理想、信念也是这个,是一致的,所以志同道合。经过几十年的实践、研究、磨炼、比较使我更加深了对中国的信念。我虽是80岁的老人了,并没有迟暮之感。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,总有高潮、低潮,有顺利、不顺利的时候。只要为国家富强这个信念不变,我就有信心,就有参加的愿望。”这就是严老的襟怀、境界。其实,在科大的创办者、老教授中,有这种强国使命、爱国情结的人很多,就是他们,把这种精神浇铸到科大的筋骨中,生生不息,成为科大文化的元素之一。

  或许有人问:你说的是那个特殊年代。可后来,科大人出国多,还有什么国家情结呢?其实,这样的一个问题不难解释,答案也是肯定的。出国不等于不爱国,爱国与是否出国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。我看到邓中翰一次在电视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,他在美国那么些年,想的就是怎样为自己的国家更强些多做贡献,而这种想法,就源于在国内受教育时得到的精神文化熏陶。今天的青年学子,言谈话语中,可能很少听到老一辈科大人那样直白地、经常地流露出爱国激情,但是他们骨子里、血液中的强国情怀、民族精魂,在学习中、校园里、网络上还是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出来的。

  任何个人或组织,如果把其自身价值实现与国家、民族的目标联到一起,融于其中,毫无疑问,这种具有使命感的动力肯定是持久的、强大的。强国,这是科大和科大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。事实上,我们回顾一下科大发展的脉络,无论是一次、二次还是三次创业时期,很容易看到,凡是国运昌隆、需求旺盛的时候,科大就发展、就顺利。反之,科大倒霉的时候,也正是国家日子不好过的时期。这就叫命运攸关、命运相系。

  科大成立后的第二天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员文章,称赞创办科大是“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”,对科大的创新办学思路给予了高度赞扬。创办初期,老校长郭沫若有个题词,意思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,在大胆创造的同时实事求是。今天,科大人常说“我创新,故我在”。为什么?因为科大的目标是一流,是卓越。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一流、卓越?只有创新,不断地创新,全方位地创新。科大生来的使命、存在的价值就是创新。的确,可以说,创新的精神,在科大的发展历史中,是从始至今,从大事到小情,从教授到学生,是全面渗透、一以贯之的。科大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多个层面,包括办学理念、模式,教学思想,科研工作等等。

  科大在办学理念、模式上有哪些根本创新之处呢?这可以从我们的两个办校方针看出来。一个是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。这在上世纪50年代科大创办时期就已明白准确地提出来,而且执行得很好。这里,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当年科大部分系主任的名单:

  他们当时大多是科学院相应研究所的所长。看看这批大师的名单,就可知当时科大的名望了!而且,他们并不是名义上的系主任,而是实实在在教课、管事的。当时,所系的关系达到了水融的程度,分不清谁是所里的科研人员,谁是科大的教师?实际上,也没人想去做这种分辨。师生关系十分密切,《校刊》上有篇短文说:晚自习的时候,化学所的老师去技术物理系上辅导课。中间休息时,同学说:“老师,你头发这么长了!”“没时间理。没关系!”“我们帮你理。”几个同学围上来,嘁哩喀喳,一会儿理完了,笑声一片,继续上课。今天看来,科教结合,理所当然。但放到那个历史时代看,非常不易。因为当时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求与科研完全分离的。“全院办校,所系结合”这个方针体现了人才教育培训与科学研究之间密切结合的思想,符合人才教育培训及研究型大学的内在发展规律。这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,是创新的反潮流之举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结合,白手起家的科大,有了办学资源,获得超常规的发展。所以,80年代初,张劲夫以安徽省委书记的身份到科大视察时,谈起这个方针,曾不无感慨地幽默道:“这八个字值多少钱啰!”此外,在科大的办学模式中,一开始就强调科学与技术的结合,强调理与工的联系。现在,全国叫“?菖?菖科技大学”的学校据说已有六、七十所,但中国科大是第一个叫“科学技术大学”的。这在强调理工分家的50年代,也是难得的创新举措,很了不起的!

  另一个是“质量优异、特色鲜明、规模适度、结构符合常理”的十六字办校方针。我认为,如果说前一个方针是解决如何办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关键,那么这个方针是关系学校定位的,即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。这个方针的正式文字表述形成有个历史过程,现在的表述方式是近几年才定下来的。但是,这个理念、思路,建校伊始就已有之。翻阅历年的校刊以及有关校史回忆材料,这个方针的形成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。

  1958年5月,科学院党组向中央请办科技大学的报告中,就有要建“新型的”、“有特色的”、“规模不大”的这些词语。当年在中宣部负责科学工作的于光远向科学院转达中央指示时说:科技大学人数不要多,水平要高;专业必须是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,国内其他大学没有的。学校的一些老领导、学长在回忆文章中也都提到这一些状况,如王学保就写道:建校初期,科大就强调要办得精干,有特色、高水平,不要靠规模。这充足表现了我们科大的缔造者们的远见卓识。的确,当时招生的对象就确定为优秀拔尖的高中毕业生,系的设置都是科学前沿的,如生物物理系、近代力学系等,就13个系,不多。刘达同志是科大人都很尊敬的一位老领导、教育家。他从1963-1975年在科大任书记13年,这也是科大历史上最艰难的一个年代,正是“文革”时期。离开科大后,他到清华当书记兼校长。1982年回科大看看时,即席讲话,讲了四个“要注意”。一是强调科大要坚持特色,规模不能大;二是要求质量,不强调数量;三是要有高层次人才;四是要重视管理、要有好的管理。这些不愧是金石之言,经验之谈。1993年9月,科大新领导班子提出进行“第三次创业”,也注意到要“注重质量、控制规模”。在向科学院汇报时,周光召院长代表院党组强调指出:第三次创业,不是创规模,而是要提升质量,“要按照院提出的结构性调整的要求,精干队伍,办出特色,不能扩大规模。”至2000年4月,在中科院召开的第三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上,甬祥同志代表科学院党组再次强调:“学校不在于大,人数不多,规模不大,一样能办成高质量的学校,加州理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。当然不止是它,还有。现在,全国普遍在追求规模的时候,科大要坚持追求质量,追求结构优化。”在这次会议上,上届班子归纳出了十六个字,即“规模适度,质量优异,结构符合常理,特色鲜明”。到2003年,在坚持基本精神情况下,我建议对四句话的表述顺序做点调整,改为“质量优异、特色鲜明;规模适度,结构符合常理”。这样,有利于突出“质量”、“特色”这个办学的根本,又理顺“规模”、“结构”的逻辑关系。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

  对这个十六字方针,我之所以根据史实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,是想说明:一、一个大学定位、定性的重要性,这是办学的基本问题;二、我们科大的这个办学方针形成虽然有个过程,但其“办精品大学,育科技英才”的基本理念、思想精髓,是创办时就有、且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。

  在教学方面,体现创新精神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。在全国大学都在推行理、工、农、医分家的上世纪50年代,科大校训中提出“理实交融”,加强学科交叉,如技术物理、物理热工、化学物理等,教学工作中则强调“基础宽厚实,专业精新活”等先进的教学思想。70年代后期,首倡少年班并持之以恒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生院。首先打开校门,鼓励大批中青年教师走出国门深造。1981年,就开始了“大学生研究计划”,支持学生敢想敢干,敢于创新,敢于超越。1982年2月11日,丁肇中访问科大后回到北京,对会见他的讲:“我已六次回国访问。这次在科大是我六次来华中最高兴的一天!以前听杨振宁、李政道说过科大好,一看果然不错!在别处,见的都是官员、老科学家,在科大见的多是年轻人,有锐气,有物理思想,创新精神强。这次我从科大选了4个学生。我决定每次回来都去那里,长期固定地跟科大合作。”1984年,《Nature》就曾发表文章,评述中国科大不拘一格,敢为人先,是棵“招风的大树”。

  在科学研究中,想新点子、出新招,鼓励原创,开拓新路,更是科大的特点和强项。当年,严济慈说,要搞就搞一流研究工作,就是说,选题要在茫茫科海中独树一帜,方法是独出心裁、不图现成,工具强调自造、不图现买。1979年,天体物理的青年教师从理论上预言存在一种“反常契伦科夫辐射”。于是,核物理的教师就搞实验测证。但是,要测的辐射是单光子事件,其辐射和本底噪音比信号还强几个数量级。在那时的艰苦条件下,困难不堪想象。但他们密切合作,用智慧和汗水终于把实验搞成了。杨振宁当时十分赞赏,并推荐发PRL杂志。近年来,更是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。量子通讯的工作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进展。纳米科技、生命科学等领域,不时出现新的突破。因此,最近,2006年第6期《新华文摘》有文称:“这所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引人瞩目、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声名沉寂的著名高等学府,近几年来基础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忽如火山爆发,喷涌不止,源源不断。该校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显示出的群聚效应,值得认真总结、推广。”

 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创新性观念、思想、人才、成果诞生在中国科大这个校园之内呢?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作用。科大人生来有股强烈的精英意识,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,追求卓越,不为二流,拒绝平庸,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真和新。这里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度和多元性,不囿于一个模式,大家认同一个观点:模式化与创新是不兼容的。这里是大人物的天地,也给小人物、给新人有广阔的学术空间。这种土壤、气候正是创新所需要的环境。

  人有人格,国有国格。一流的大学,一定有自己的校格。这是一种内敛的气节,一种骨气。应该说,科大在婴幼时期是幸运的,既有国家层面上的关爱,又有中科院的全力保护和支持。不过,即使在当时,物质上也是贫苦的。1958年开学典礼,是借用的政治学院礼堂。许多学生,是从农村赤脚来到北京,走到玉泉路的。据说,我们都很尊敬的何多慧老师,就是赤着脚板从四川大巴山里走出来的,由一个穷苦的孩子成为一名院士。那个时代,常组织学生去。在前的众多大学队伍里,要找科大学生很容易:穿得最土,一停下来就看书的便是。大概是从那时起,科大就有了个“不怕死的上科大”的英名!当时,凭着组织给予的关怀和精神财富,科大诞生之后,就获得了迅速的成长与发展。然而,刚入10岁少年时代,即遭坎坷。上世纪70年代的岁月,办学条件之艰辛,不堪回首。筒子楼的过道里,挤满了煤炉子,一旦熄火,就到处找旧报纸引燃,烟尘满屋。筒子楼外,道路泥泞,墙上还有不少牛粪印记。但是,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,科大人也从不言败,永不消沉,坚持搞教学、科研。待到科学的春天涌动之后,这只“不死鸟”立刻展翅起飞,以一系列创新之举,赢得国人的尊重和赞誉。

  前不久,听一位老教授讲过这样一件事:他曾经在一次会上与多年未见的一位老友相遇,于是聊起各自学校的沧桑故事。那一位朋友问:“真没想到!你们科大凭的什么奥秘,在迁出北京后,不仅没沉沦衰落,而且还能跻身名校前列?”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,挑战命运,自强自励,生生不息的文化,就是这一奥秘的核心所在。这种文化精神已经渗入科大人生命的深处,成为一种素质,一种活生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。那么,这种气节、校格,又是怎样形成的呢?我想来想去,觉得根本的有两条:一是源于她自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,二是源于她自身的艰苦历练。一个没有强烈使命感作精神支柱的组织或个人是经不起重压的,要么崩溃,要么变性;一个没有经过艰苦磨难的组织或个人,也难以培植起自强不息的凛然大气。

  民主办学,这是我们科大的优良传统之一。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,是追求真理、创造知识的所在,如果只唯书、唯上,搞一言堂,那就不是个大学。因此,一定要鼓励和支持不同意见的表达。

  科大的民主校风,一是表现在不唯“上”方面。在科大的文化中,官本位是没市场的,领导和群众,人格平等。有意见直接提,当面批评,不必含含糊糊,客客气气。哪个领导如果想把自己当个“官”摆摆,是定会遭到蔑视的。每年的教代会,可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尤其是在质询的时候,更是亮点纷呈。代表当面质疑或批评,校领导或有关部门即时答询。意见提得对的,立马接受,并提出改进措施;需要解释的,也据实予以说明。气氛时而激烈,时而平和,有时也爆出笑声和掌声。几年来,我一直在学生食堂吃饭,在排队或同桌用餐时,同学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,无论大事还是小事,也是当面就提。我极喜欢这种气氛!3年前,从北京刚到学校履职的当天,我就感到了科大民主校风的可贵。2003年5月28日上午,甬祥同志、中组部和安徽省省委负责同志到学校宣布我们这届班子的主要人选。会议之后,当天中午我就从校园网BBS上看到两条意见。因为当时正处在“非典”(SARS)特殊时期,按规定应通报外来人员近两周的健康情况。BBS上有同学质问:“这么多人从北京、从校外进入校园,为啥不通报他们的体温?难道领导就不会传染SARS了吗?”毫无疑问,这条意见提得很对。因此,随后我们马上作了补正。另一条意见是给院长提的。因为甬祥同志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,省有关部门依据安全保卫规定派了警车引路。于是BBS上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。当然,这里对甬祥同志有个误解,他本人也是不愿警车跟着的,但安保部门又一定得执行职责规定。BBS上的意见也有合理因素,因为这里是校园。所以,我们后来跟有关部门做了沟通,达成共识:今后,凡有国家领导来科大视察时,警车在校园里不再鸣笛。

  民主校风第二点表现在学术气氛上。有个时期,数学系的同学自办了一份学术交流刊物,取名《蛙鸣》。这一个名字起得有意思,既体现了同学们的自谦,也表达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学术自由。在科大,从学生到教授、到大师级人物,都平等地发表学术见解。你提的意见越直接、越尖锐,只要有真理的元素,就会受到重视。当年在哥廷根大学,年仅20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直面诺贝尔奖得主玻尔,因提出挑战性问题而受到青睐,被邀户外散步、讨论,从而决定了海森堡一生的学术生涯,使他后来也成为科学伟人。这样的典故在科大校园很受尊崇,类似的小故事也有不少。作为老师,就要像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G卡斯帕尔说的那样:老师最愿听到、最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对自己说:“老师,你错了!”。还是2003年5月26日晚上,我与甬祥同志同乘火车来合肥。路上,我们就探讨:科大的原创性为什么比较强?思来想去,觉得在诸多因素中,有一个情况很重要,就是:年轻人上面没有压人的学术权威。应该说,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权威,如华罗庚、钱学森、严济慈等等,个个是大人物。但是,一则这些大师本来就很开明,提携后学,不压新人;二则他们主要在研究所,与年轻的科大较少直接师承关系。特别是70年代迁到合肥后,青壮年的教师很快就必须挑起学术大梁。不像在某些老校,一个教师自己50多岁了,可在同个教研室里,上头还有两代老师呢,挑担子锻炼的机会当然就少多了。

  说到科大的民主传统,有两个观点我想在这里顺便讲讲。常听有人说“学术民主”。我认为,这个说法值得商榷。学术上不是讲民主,应是讲自由。民主是针对管理行为的,有个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,要少数服从多数;否则,没法决策,没法行动。学术上的事则应该百花齐放,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。在学术问题上,真理往往是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,这是常见的现象。因此,我们在办学的管理工作中,要营造良好的民主空气,让学术发展有自由空间。另一个观点是,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前提。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同志:在对别人提意见的时候,强调民主权利;但不许别人对自己提出不同意见,要别人都听自己的。这种想法、做法,我以为是不妥的。

  科大的纯朴、求实作风,贯穿着不同时期,表现在每个方面,已成为科大的特色。在生活中,朴实无华;在学习上,勤奋刻苦;在工作上,务实稳健;在思维方法上,理性客观;校园风物方面,也是淡雅自然。

  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风格。网上曾有篇文章,评述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高校,分别用了少林、武当、峨嵋等武林门派来形容,写得挺有趣的。对科大,则形容为一个长得不算俊俏、但颇具内涵的小姑娘。不够浪漫,不善打扮,但有气质,有种自然之美。有时候,我走在校园里或街道上,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,偶尔也会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学生与别的群体做做比较。科大的学生穿戴很随意,没有人讲究打扮,追求时髦,花里胡哨的。多数背个大书包,走路急急匆匆。眼睛一般是直视前方,稍稍偏下一点,既不昂首朝天,也不左顾右盼,似乎边走边理性地思考事儿。独行的时候较多。即使两三个人一起边说边走,彼此间也保持着一定距离,不会交头接耳,勾肩搭背的,很少见大群人边走边闹的情形。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感觉,不一定准确。但与别的学校,确实有不同。这大概就是“行为文化”吧?!1994年,我们去伯克利,给田长霖校长颁发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外籍院士证书。在办公的地方会见、授证仪式之后,他邀请我们一同去校园走走。走到哪里,都有学生打招呼。有的男生、女生还高喊着“Chancellor”,伸开双臂,跑过来与他拥抱。那种热情奔放的激越场面,在别的学府里是很少见的。我不认为这些差异意味着好坏、优劣,只是说明各有特色,风格不同而已。科大的风格,则处处体现出一个“实”字。

  前面,我从5个方面对科大的精神文化做了点粗浅的梳理。不一定对,只是一家之言。但有一点,大家是共识的,就是科大有深厚的文化积淀。那么,有人会问:科大的历史还不足50年,怎么就能形成这样优秀深厚的文化积淀呢?这是个很好的问题,值得认真研究。

  文化是有根的,有源头的。科大历史不够长,但它的文化源头来自于它的母体中国科学院。

  科学院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?我想,它的传统“科学、民主,爱国、奉献”和院风“唯实、求真,协力、创新”是全院都认同的规范性表述,这八个词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科学院这个组织的品格和共同价值追求。这里,我想讲两层意思。一是这个传统和院风的形成也是有渊源的,并不完全始自科学院的诞生之日。各位明白,人是文化的创造者,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。在科学院创建之初,院、所两级的创建者们大多数来源于于几个方面:其一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科学院。中央研究院创建于1928年,这是中国科学研究走向建制化的象征,首任院长是中国近代教育、科学史上的大家蔡元培先生。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把对科学、民主的追求,视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和生命。其二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及来自全国的一批有一定文化、科技背景的革命家。延安自然科学院虽不是个规范的科学研究机构,有点协会性质,但在那个艰苦年代也聚集了不少人才,他们中一些人后来亲自参与、领导了科学院的创建。爱国、奉献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。其三是新中国的首批“海归”,他们的爱国、创新精神构成了科学院文化的重要元素。这三类人物是科学院诞生、成长、发展的领军者和中坚力量,他们的背景、理念,毫无疑问也为科学院文化的孕育形成发挥了本底性的基础作用。

  第二层意思是这十六个字表征的传统和院风,几十年来已经深深地贯穿、渗透到科学院这个组织的各个层面,并且融进了科学院人的工作、生活以及精神境界。关于爱国、创新等的大量事例,举不胜举。这里,我只说个关于唯实、唯线年前后,在全国发动“除四害”运动,就是要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蚊子和苍蝇。科学院以朱洗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学家认为,麻雀能吃害虫,不属“四害”,不该打。于是,科学院党组向毛主席直接打报告,力陈科学家的意见。要知道,当年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,提这样的意见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!幸好,毛主席对科学家的谏言还是重视的,接受了,说:“麻雀不再打了,代之以臭虫”。这一个故事很经典,它真切地反映了科学院唯实、求真,不唯上的精神风骨。科学院是搞科研的,科研就要创新,创新就要鼓励标新立异、挑战权威,就要讲宽松、包容、平等,不能搞得等级森严。这在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出来。比如说,彼此称呼,一般是直呼其名,既平等,又亲切,不带“官衔”。初来科大时,听到有人叫我“郭书记”,我还往旁边看,以为是喊别人呢,闹了个小误会。又比如请客吃饭,在有些地方,只要有领导在,都得摆上个名卡,书记、市长、局长什么的,可绝对不可以坐错位子,否则麻烦可能大了。而在科学院,就少讲这些规矩,可以随便坐席。说实在的,我到现在也还搞不懂这种“座次学”。

  比较一下科大与科学院的文化,显而易见,本质特性是多么一样!这就叫同一种文化基因。形成此现状的本源,就在于科学院是科大的母体,科大的Founder们也是科学院这个组织及科学院文化的创建者。

  当然,即使是母体同源,共性很多,但毕竟组织的使命有差别,空间、时间环境不同,因此,也都各有自己的文化个性。正如科学院的近百个研究所,既体现着科学院的传统院风,又都有呈现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一样。

  此外,每个有生命力的组织,它的文化在保持基本文化特质的同时,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缓慢地演进,修正某些文化上的弊端或不足,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,慢慢地加强活力和核心竞争力。科大的情况也不例外。今天,我们回望走过的历程,提炼科大精神,就是为找出我们的文化精华,传承光大,使其源远流长!

  与此同时,也要客观地对我们的文化现在的状况进行认真的审视,清醒地分析,有没什么不足之处。我在北京或在美国,曾听到不少成功的科大校友对我说:科大应加强团队精神的培育。仔仔细细地观察下来,我觉得这些意见不无道理。我举个小例子。每天在东区食堂吃完饭后,只要有空,我爱到大操场上去走几圈。跑道上走路散步的人不少,多数是年长的老师、职工。操场上踢球的也不少,多是同学。一会儿,一个球踢到了跑道上。场上同学手一挥:“嘿!球!”这时,跑道上正在走路锻炼的人群中,总有人马上去帮忙拦住球,把球送到或踢回场中。我本人也不止干过一次。有时捡球的还有年纪很大的老太太。然而,在这时候,很少能听到接球的同学说过一声“谢谢!”不仅如此,有时候,球踢到了正在走路的行人身体上,也难得听到一句“对不起”的道歉。毫无疑问,这是些鸡毛小事。帮个小忙,谁也不是为了听一声“谢谢”。但是,小事里头也能映出大道理。记得1981年,我初到美国时,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里、生活中,经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“Thank you”和“I am sorry”,颇有些不解。我曾问过一个华裔学者,他说:“学会感恩,是一种生存智慧,也是通向成功的宝典。”细想起来,不无道理。一个人在社会上,在工作中,如果只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才会想到别人,是不会有太多朋友的。在一个团队里,成员之间,要善于沟通,理解他人,相互帮助。要求自己应该严些、苛些,对待别人则宽点、松点。要学会感谢,学会欣尝别人,这样,才能建起做大事业的团队。我想,这不仅是为了个人事业的发展,更是为人应该有的一种胸怀与境界。

  最后,我想对科大同学说的是:你们真的很幸运、很幸福!因为,你们上了中国科大,“科大现象”足以让你们感到自豪,科大文化足以成为你们人生的重要财富;因为,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、民族复兴的难得机遇期,这既是你们肩头的历史使命,又为你们施展才华、实现价值,提供了广阔平台。从校刊上看到,1981年,中科院院长方毅和严老校长都给科大同学有过题词,分别是:“乘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和“承前启后不甘后,青出于蓝胜于蓝”。今天,我想以两位前辈先贤的期盼作为结束语,并以此向各位同学表达良好的祝愿。